Arthur M. Sackler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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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地遗珍——绍兴文物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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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5-10

  

  越地遗珍

  ——绍兴文物精品展

  

  

  

  

  绍兴,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浙江省境内,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绍兴,古称大越,是於越民族的活动中心和越文化的发祥地。

  远在新石器时代,於越先民就已经在三江流域聚居,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活动。他们最早培植水稻,雕琢玉石,烧造青瓷,冶炼青铜,由“荒服之国”变为“珍宝所聚”之乡。於越民族以今日绍兴为中心建立的越国,在春秋战国时,演绎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的历史大剧。秦统一中国后,越地建置虽然历经会稽郡、越州、绍兴府等变迁,但2500年来,绍兴城址始终未曾改变,其历史文脉和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始终得以传承。

  今年5月,这所在中国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的名校即将迎来116岁的生日。借此机会,我们也把本次展览作为一份生日礼物,献给北大。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向大家展示古越先民首屈一指的物质文明成就和引人注目的越族文化。

  第一部分 玉石风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在劳动生产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古代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耕作工具的发展之上。大约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於越先民已经掌握了锄耕或耜耕的方法,展柜当中的这些石质工具,表明人们已经开始懂得播种前要先翻土地,能使土质疏松,改良土壤的结构,延长土地的使用年限。这件石质破土器,是当时农业生产方式进步的重要标志,而石犁的出现,代表农业生产已经进入到了“犁耕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玉器经过漫长的与石器共存的孕育发展,终于脱颖而出,彻底与石器分化,开启了玉文化的先河。在玉器起源的初期,这些简单的玉环、玉管、玉珠都是装饰用玉,它不仅是人们对美的追求的意识反映,而且与宗教活动、社会身份地位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的制作已经突破了早期文化意义大于审美意义的社会功能。这组玉饰无论在造型技巧、纹饰工艺及时代风格方面都为之一新。

          第二部分  陶瓷菁华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就发明了制陶术。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采集、渔猎的游动生活进入到从事农业、畜牧业的定居生活。它为人类盛贮食物和烧煮饮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

  鱼鳍形足陶鼎,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别,这种红陶我们称之为夹砂红陶。人们在那个时候已经懂得了在用作炊具的陶器中要加入沙粒以防烧裂。它有三个扁薄的鼎足,因形如鱼鳍而得名,中原地区出土的鼎,它的鼎足大多形似大型动物的蹄足,而它却是选用了鱼鳍的形状,具有明显的江南水乡特色,是绍兴先民对鱼类情有独钟的体现。

  印纹硬陶与越人的生活有不解之缘,凡有越人的地方总能找到它们的踪迹。与传统陶器相比,印纹硬陶在原料和烧成温度方面有重大的改变,成为由陶向瓷发展的中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组印纹陶是古代越文化代表性的器物。印纹陶窑址以越都附近的绍兴、诸暨、萧山最为密集。主要烧制印纹陶坛、罐一类的盛贮器。它最原始的制作工艺是用泥条盘筑法,而且拍打美丽的编织纹和几何纹,米字纹在上面。印纹陶纹饰,源于生产和生活,人们从竹、藤、苇、麻等植物中得到启发,创造出相互交叉的几何形纹饰。(水波纹、漩涡纹、S形纹等)

  【几何形印纹陶拍印的方法】拍印前器物表明必须平整,胚体适当干燥,能够承受拍打压力。然后一手拿素面蘑菇形陶垫,称为“抵手”,抵住内壁,以防拍打压印时器壁受力变形,一手用刻印好的有花纹的印模,在器物外壁拍印,便形成了纤细均匀的纹饰。

  大概到商代,越地开始烧制原始瓷,并在当时独占鳌头。所谓原始瓷,就是以瓷土作胎,表面挂釉并经高温烧制的产品,与之后的成熟瓷器相比,尚带有一定的原始性。据考古资料证明,绍兴最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了原始瓷的制造,在商至战国近1400年间持续生产,几乎从未间断过,这里的窑址规模大、产品种类多、产品质量高、烧造工艺精,是我国陶瓷手工业的一个里程碑。原始青瓷在中国的瓷器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没有了原始青瓷的研究,中国的陶瓷史就是一部断裂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日益提高,那些粗糙厚重的原始青瓷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同时有着悠久制瓷传统的瓷窑工人,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形,施釉直至烧成,在东汉晚期都有着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到了东汉晚期,终于完成了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的过渡,创烧出完美的青瓷器。这是我国烧瓷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划时代的成就。而首次烧制成功的就是越窑,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亲瓷”。

  越窑瓷器从东汉创造成熟瓷器以来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代、直至唐、宋近千年,繁盛不衰。唐、宋时期已形成一个庞大制瓷系统,唐代的文人雅士喜欢饮茶,越窑青瓷温润如玉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能完美地烘托出茶汤的绿色,因此,越窑青瓷受到了文人雅士的喜爱。吴越王时期还专设了官窑,烧制秘色瓷,被称为青瓷中的精品。唐代的陆龟蒙曾这样赞美越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早在唐代的中后期,越窑青瓷开始销往海外,形成了一条海上“陶瓷之路”。越窑青瓷的对外输出,引导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唐末以后,更是一直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喜爱,并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的物品。许多国家都开始纷纷仿制越窑青瓷,像日本、朝鲜、泰国,甚至古埃及,对当地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部分  吉金神韵

  为了在困境中生存与发展,古越人形成了经济本位的价值取向。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青铜礼器时,他们用珍贵的青铜材料制造兵器和农具,体现出“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

  越国的青铜农具和铁制品,种类齐全,品种繁多,主要有锄、犁、铲、钁、镰、鎒等,这些农具大致可以分为起土、除草、收割三大类,反映出越国农业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产程序和精耕细作的生长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各国都十分重视武器的制造,越国和吴国为了争霸,出于战争的需要,当时的青铜兵器铸造业非常先进,特别是青铜剑得到了空前发展,工艺先进,装饰精良,在灭吴称霸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历史上有所谓“吴戈越剑”之说,绍兴便是青铜剑的故乡。

  越国的兵器最为精良的除了青铜剑,还有矛、戈、戟等青铜兵器。

  矛是一种直而尖形的刺杀兵器,有较长的柄。与盾结合起来,既能进攻,又能防御。矛的形制演变经历了由短变长,矛叶由宽变窄,血槽从无到有的过程。

  绍兴地区出土暗棱纹青铜矛,体积较大而锋利,中间起带状平脊,尾端饰双角兽首,表面饰菱格暗花纹,器形精致而庄重,制作精良,这种形制的兵器规格较高,是越地尊贵者所拥有。

  戈是一种用于钩击的最常见的武器。

  

  

  

  

  第四部分  会稽铜镜  

  铜镜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与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铜镜的出现、发展和演变,是人类社会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反映,反过来又从一个方面体现着青铜制造的发展进程。

  铜镜的背面饰有各种不同的图案和铭文,这些装饰的内容及其产生和流行,又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息息相关,可以说,小小镜背是当时社会情况的一个缩影。

  大约在西汉中叶,浙江开始铸造青铜镜,到了东汉,绍兴成为全国的铸镜中心,会稽铜镜不仅质地好,而且种类繁多,纹饰别开生面,尤其画像镜、神兽镜中有许多文化因素与越民族息息相关,在我国铜镜史上独创一格。

  【画像镜】此类以浅浮雕手法,像东汉流行的画像石、画像砖一样,在镜背面铸出神人、龙虎、车马、历史故事等题材。

  【神兽镜】圆钮座,多以神兽为主题纹饰,装饰技法上多采用高浮雕,使形象更加逼真,靠近边缘处多饰一周铭文,边缘多饰细的卷云纹。此类镜是东汉最为复杂的镜类之一。

  隋和初唐时期的铜镜,继承了汉代以来中国古代铜镜的传统,比如说,镜体呈圆形,方形的很少,纹饰布局拘束严谨,都按区布置,主题纹饰以神兽为主,比如十二生肖镜、神兽镜,尽管主题纹饰不同,但镜形、布局、铭文、边饰,及演变方法都有许多共同点。

  但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新的镜类和新的因素陆续出现,主题纹饰中的花鸟、植物纹饰不断增多,如双鸾衔绶镜、折枝花卉镜、花鸟菱形镜。

    第五部分  绍兴的北大情节  

  绍兴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被称作“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毛泽东曾赞誉绍兴“鉴湖越台名士乡”。在我国著名高等学府中,要数北京大学与绍兴的关系最为密切了,共有4位北大校长出自绍兴: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和马寅初。

  何燮侯是第一位担任北大校长的绍兴人,在他出任北大校长之时,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他在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

  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卓有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旧北大,改革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蔡元培教授毕生从事民主革命和现代教育事业,被毛泽东评价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蒋梦麟,在1930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

  1951年6月,马寅初被任命为建国后的第一任北大校长。他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27年,当马寅初还是北大经济系教授的时候,他就曾演讲了《北大之精神》,其中说道“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无疑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为科学立命,为真理献身。“爱国、进步、民主、奉献、牺牲”的北大精神,成为马寅初一生遵循的准则。

  在蔡元培先生任职期间,许寿裳、鲁迅等都曾受邀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对于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鲁迅曾表达了同样的看法。1917年,鲁迅应蔡元培之邀设计北大的校徽。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简洁大气。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脊梁骨,强调做人的风骨与个性,并借此校徽望北大学生今后能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栋梁。

  在北大的校史陈列室里,挂着许多校长、院士与名教授的照片,其中不少都是绍籍人士。据统计,这个人数超过百人,包括不少博导和院士。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范文澜、章廷谦、赵宝煦等。

  范文澜是我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他才华横溢,编纂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毕生耕耘于史学园地,为我国的历史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北大,是学者的摇篮,是知识的渊薮,许多从北大走出去的绍兴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朱自清,中国现代诗人,著名散文作家,他的作品文字质朴、寓意深刻,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佳作传世,如《匆匆》、《荷塘月色》、《春》、《背影》….

  罗家伦,中国近代新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五四运动概念的提出者,在31岁时就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

  孙越崎,我国著名的煤、油专家,现代能源工业的开拓者,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钱三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总设计师,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他的工作精神和道德风范成为几代科技工作者的光辉楷模,他用执着求索的一生在我国现代技术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结束语  

  “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这是书圣王羲之对古越大地秀美山水的赞美,“我躺着,听着船底潺潺的水声”这是一代文豪鲁迅先生难以释怀的故乡情结,“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这是当代伟人毛泽东对绍兴名人辈出的褒扬。

  绍兴,稽山钟灵,鉴水毓秀,名士之乡,代有人杰。她,值得我们去细细梳理、去静静品味、去置身其中,去相通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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